翁子健：过分强调地方性 会形成枷锁和压迫

　　【太平洋家居网 设计频道】村角亭，从字面上讲，它是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公共空间，它是观察站，也是暸望台，它在融入与介入城中村生活的中间地带。这种中间状态，我们认为准确地描述了艺术进入城中村的实践者的现状、处境和工作方法。

　　基于每个城中村都有它的特殊性和个案意义，“村角亭”以口述的方式，切片式地呈现8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实践者在进入城中村后的思想与行动。

　　“村角亭”由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新媒体原创深度栏目《村非村》和《打边炉》共同推出，于7月-10月间，逢双周五在两个平台同步发布。　　

　　观察社在过去八年，一直都在穗花新村这个“正宗的广州居民区”没有换过地方。广州这些年发生了很多变化，穗花新村反而比较平静，变化很微弱，没有像其它社区那样面临大的改造或者拆迁，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最近几年，观察社周围开始有了一点点“时尚化”的倾向，过去都是一些士多、五金店那种非常实用的店，现在有了咖啡厅，享乐的成份增加了。　　

　　这个社区非常有生活气息，一切自然而然，相比香港和上海，这里的租金也没有那么吓人，以目前这样的租金，在香港和上海根本不可能租到这么好的地铺。因为靠近广州美术学院，我们做的艺术展也更容易被理解，哪怕有寥寥几次警察过来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能够很快明白我们做的事情，虽然他不理解艺术，但是他知道我们在做艺术。他们每次看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样子离开了。

　　我们是2009年开始做观察社。那段时间，香港和广东的交流和互动频繁起来，有了一种珠三角共同体的感觉，而侯瀚如策划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主题是“三角洲实验室”)，进一步强化了大家对珠三角的想象。当时会有一种感觉，觉得珠三角似乎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圈，我也觉得可以投身进去做一些事情。　

　　也是在2009年，我所在的亚洲艺术文献库要做“从萨特到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这个项目，我从香港去广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先是认识了当时在广州美术学院主持“第五工作室”的黄小鹏，通过他，认识了胡向前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当时广州没有什么展览的空间，在九十年代做了不少经典展览的博尔赫斯书店已经很少做展览了，维他命艺术空间的学术方向已经渐趋明确化，合作的艺术家比较固定，所以不太扮演发掘新的本地艺术家的角色，而那个时候，时代美术馆也还没有正式诞生。我就觉得在广州可以做一个独立空间，最先是胡向前、林敬新和香港艺术家黄慧妍四个人一起做，可是做到第三年，林敬新要去做生意，黄慧妍也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退出了。在很长一段时间，观察社的工作主要是我和胡向前在做，期间很多艺术家朋友都不时参与进来，例如林奥劼、蔡回等。　

　　早在创办观察社时，我就明确地希望用不一样的经济概念去营运这个空间，广州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像香港，还没有公共艺术基金的支持，更没有什么法定的支持条件给到我们，我们完全是百分之百地自己资助自己的模式在做，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刺激。2009年的租金也便宜，我们用自己的工资就能养得起它。我们尽可能把成本压到最低，希望每年的开销只有展览和房租支出，包括不请全职人手，并将所有的展览将开支规定在一万块以内。

　　这样做，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多钱，所以必须得压低支出。另外一方面也是故意的，我们就想能不能用这种不受任何基金条件限制的经济模式去做一个机构。当时我就发现，经济问题是整个艺术世界共同的问题，并且很严重，无论是盈利机构也好，非盈利机构也好，都一天到晚要为了这个资金的问题去打转，非盈利机构要筹款，每年都很痛苦，而画廊要做买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里。于是我们就想：能不能不这样玩?　　

　　我对世界各地的独立机构都很有兴趣，一直以来都会到各地去考察、研究，经过这些年在非营利艺术机构方面的实践和研究，现在我归纳出一个核心问题，即对何谓“发展”、何谓“增长”的反思。举个例子，香港的Para Site艺术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非营利艺术空间发展模式的典型，全世界很多的艺术机构都是这样子。开始时，它的规模非常小，是几个艺术家合作做一个项目，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艺术家自己做展览，当这几位艺术家都各自做过展览后，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他们开始请其他艺术家朋友来做项目，但当这些朋友们都做过项目了，又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这几位创办空间的艺术家便觉得需要请策划人参与，然后渐渐地，空间便营运得愈来愈专业，专业到一个程度，就需要一些基金的支持才能继续做下去，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举办空间的艺术家中大部分，都已经不想再直接参与空间的营运了，他们要做自己的事情。于是，这个空间便变成了一所机构，有了一个“体制”，建立了董事会，招聘了专业的艺术总监，慢慢就变成一个中小型的艺术中心。我觉得这正是值得去思考的地方：一个机构的成长，是否必定会渐渐远离它的初衷?现在的Para Site，跟二十年前的Para Site是两回事儿，但是它的确很“成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并不反对这种模式，但是我一直希望去想清楚，我们到底怎样去考量、怎样去理解这样的“成功”和“发展”。　

　　于是，我试着去找全世界有没有一些机构不是这样做的，有，但非常少(其中一例是台北的伊通公园)，大部分的机构，要么就像上述的方式变得愈来愈专业，愈来愈大，要么就关门大吉。

　　在创办观察社之初，我就希望以“不增长”的方式去营运这个空间，而且心目中的理想，是一直按照这样的小规模做下去，不去增长，也不去扩张，但一直做下去。要是我们这样做，那么遇到的问题便是：我们不用经济学定义的那种方式“增长”，那么我们可否以另外的一些方式去解释我们的“增长”?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一些很难去量化的东西，比如对艺术本身的认识和讨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入，更加有趣了，考虑得更加周全了，但是这些不能量化的价值，恰恰是很难沟通的，就像你很难去完全具体地阐述这个艺术作品为什么比那个艺术作品更好，或者这个艺术观点为什么比那个艺术观点更高明。此外，通过这八年的工作，观察社还在名声上得到了增长，观察社有了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了一种价值观，比如我们崇尚的低成本、独立精神和实验性等价值观，我认为这种名声很重要，因为这种名声能带给年轻艺术家一种想象，它的存在，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社会和艺术圈的确还有那么一帮人在坚持做这种事情，它不是为了赚钱，并且坚持了下来。